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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七月, 2009


碎碎念

咩咩
误打误撞地第一次看《快乐女声》就看到了包小柏因为曾可疑而退赛,之后曾可疑反而一发不可收拾,一个人的光彩大过了所有《快乐女声》。
曾可疑用颤抖的声音兢兢业业地挣回名声赢得争议,而且能用一个调调唱那么多歌也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就像我用一种烹调方法炒所有的菜一样。
曾可疑用她的成名和争议悄悄地告诉我中国流行音乐界已经前后都无人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关键是廖化起霸后还有很多人叫声彩——好!
 
“永远的 MJ”
在我长大到可以听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的时候,The Beatles 已经不在台上了,列侬也已经去世,而 MJ 在我的印象里更多是那霹雳舞一般的滑步以及有一款以他的滑步和扔帽子为特征的街机游戏,因为那时我完全不懂英文,更不懂摇滚是什么。
再然后他那几首耳熟能详的名歌有一阵子重复得比较厉害,之后我的耳朵就渐渐——同样是一知半解地——转向了其他的声音,比如 Beyond, Elton John, John Denver, Celine Dion, Mariah Carey…… 我一直记得 MJ 可是却不记得他有多久未曾如最近一般火爆了。
不明白死亡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让枯树又逢春,而且让那么多隐藏得极深的 MJ 粉丝们纷纷高举着从箱底搜寻出来的老唱片掏心掏肺地歌颂偶像;不理解 MJ 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他们施加过比亲爹亲娘还刻骨铭心的影响。
MJ 千古了,活着时曾很了不起过,但很遗憾,他并不属于我的时代。
默哀。
 
播音员之死
一个人,十几年间每天都能在茶余饭后见到,风雨无阻,每次见面还都跟你说些总差不多但又怎么不相干的事情,在那个资讯贫乏的年代,是不是就容易孕育出感情呢?就像张三跟他隔壁那个喜欢每天八卦的王大妈一样?
现在这个人去世了,举国悲恸,所有追悼者都被要求以极庄严肃穆的方式来追悼这位先知;出殡现场,名流与记者云集,并都被要求“不准笑”。如同国殇。
这位逝者是一位播音员。
历史上可有哪位播音员获得过此等殊荣?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了吧。
我对其充满尊敬,但还不敢奢谈感情。这世界有好多浅薄的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啊。
默哀。
 
政治戏
我猜在多数大陆人的印象当中,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丑陋滑稽的,吹大牛互相揭短不说,前几年议员还在议会打架,竞选时针扎草人侮辱竞争对手……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台湾政治或许可以用来做一份案例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并不如广告做得好,但事实上,台湾即使不算安定繁荣,也勉强可以算人民安居乐业,台上演戏闹轰轰,台下的观众照样好好生活,这又是怎么回事了?理论上来说,这似乎可以表明台湾政治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肤浅,一套实用的制度应该已经打牢了地基并且在运行。“徒法不足以为治,徒善不足以自行”,能够支撑起这套制度的应当有相当的民众意识的配合与支持,民主在台湾人心里已经扎下了根吗?
基于同样理由可以认为蒋氏在小岛上数十年经营并非一无是处,除了培育出一条小龙,还培育了一定程度的民智;至于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以及做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只给我们看丑闻。
 

听得见涛声的工厂
去过各种各样不少工厂,包括在“深山老林”里的茶厂,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工厂的环境如我上周二所见般让我赞美不已。
那家工厂地处深圳官湖镇,在大鹏湾的凹陷处,依山傍海而建,工厂围墙与沙滩仅一墙之隔。从工厂的车间办公室窗户望出去,碧海蓝天黄沙就在眼前,因为好天气,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非常耀眼,也让海天相接处的几艘大型货轮分明呈现,稍稍推开窗,阵阵涛声入耳,偶还有几声汽笛声传来……如此心旷神怡的景色,真可惜我是在一间拥有印染工序的工厂中看到的(虽然有污水排放的部分工厂即将被搬迁),更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相机而且手机也坏掉了,没能拍下照片,只能留下回忆。
我想被这美景打动的不止我一人,在与部分工人访谈时,当工人被问到为什么这间工厂工资不高福利欠缺还愿意呆那么多年的原因时,“风景好”成为了其中一个原因,这是我在其他任何工厂都没有听到过的。
在中国那么长的海岸线上一定还有不少这样坐览美景的工厂,而且一定有一些正将污水排放到他们面前的蔚蓝色海水中,把烟尘排放到透明的空气中……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代价。很难平衡,可扼腕。
 
还有……

我相信他们一定找得到超过一百条好理由,所以他们决定让“家电下乡”。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家电下乡真的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中国本已勉强为继的能源供应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更难以预料结果的恐怕是这种跑步前进的文化侵袭。
很奇怪的发现,一方面很多公司工厂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关门大吉,但大多数健在的工厂仍然在抱怨招不到工人,同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条件是很多工厂的流动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些工人都去哪里了?这或许是一种全国性的就业结构转变的征兆?
小时候夏天最让人讨厌的东西就是蚊子和苍蝇,若干年过去,蚊子依旧讨厌而且越来越多,可苍蝇在城市里却慢慢消失了。苍蝇到哪里去了?

“华夷之辩”

首先,本文所指的中国从时间上以盘古开天辟地起至 194× 年止。
就历史而言——尤其是当不考虑元与清时,中国内部并未有如西方一般的悠久与尖锐的民族问题,因为中国人传统上对于民族的理解与西方有根本的不同。
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而非血统——是我们区别诸夏与“四夷”的根本标准。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只是当时的诸夏认为他们的文物制度宗庙礼法方面与自己有不同或者说差距,便以此统称而已;但从血统及祖先而言,他们与诸夏大多有共同的出处(有些民族或与诸夏并不同宗,但他们因仰慕诸夏文化而自称自认为黄帝后裔,诸夏也乐得接受。),并非真正的异族,而且蛮夷的帽子并不会永远地戴在谁头上,随着文化的进程,蛮夷亦会被认可为诸夏。另外很重要一点,中国历上很早就将“民族”与“国家”融凝为一,并将民族与国家视为一个文化机体,将民族的观念消融在更大范围的人类观念与天下的观念当中,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 《春秋》(?)

举“蛮荆”为例可证此不虚。春秋时楚与秦等同被认为是蛮夷,因为其地理位置离中原文化中心遥远,故宗庙礼法文化制度上有不同,但战国时楚即正名为诸夏之一。
基于此点,中国的历史传统更看重合同而非区分,通过非侵略性的文化交流而吸收同化“四夷”为诸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大特色,甚至“四夷”主动归化也不在少数。
但这种交流与同化并非没有边界,一般而言,玉门关以西的地区,中国文化依然有影响,但已难以成为主流,因为农耕文化在宜游牧不宜耕作的地区难以生根,所以中国的疆界基本上与此地理界限相一致。
随着国家的面积的扩大,与相接的其他民族有更多的相互动作,交流及战争都不缺乏。自汗解决匈奴问题之后,和平交流成为中国与西北各民族甚至更远地区民族的关系的核心;而诸夏与其他民族的问题中心渐渐从西往北往东转移。
通过两千年的融合,周边同宗或不同宗的民族渐渐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当其中发现一些冲突时,则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冲突,而不再是中华民族与异民族的争端,比如所谓“五胡乱华”即是(其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如果要说中国有民族问题,则极端表现者即为元。蒙古人以一较落后文化统治较先进文化,更为不同民族划定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形成不平等与冲突,这该当是中国民族问题最尖锐的时期;但同时中华民族又得以加入新的血液。至于清,同样是非正统中国人统治中国,虽较元为佳,并继续为中华民族添加新的元素,但仍有隔离与区别对待,所以实际仍然未能利用和形成中华民族对外融融的传统力量,以致彼时第四次民族融合未能达成,新*疆*西*藏的民族仍然与中华民族保持着隔阂。
事实上我并不十分清楚清对西北边疆政策的历史,但大致上平定准格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对回疆有相当大的镇压和压迫,定会隐埋积怨,另外,对回疆(及其他非华夏族的地区)制定单独的律令,隔绝汉人进入回疆,限制了中华文化的西进,也是致使第四次民族融合难以完全形成的重要原因,也为后来的恩怨埋下伏笔。
再往后西方国家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因为基于西方对于民族问题的一贯观念及其利益取向,民族*争端此后再没有平息过。
在 gcd 之后的中国,从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区别与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更深远复杂的原因,对回疆的政策实际上已非“汉化”而是“西化”,于是我们期待的借助中华民族传统的融融力量实现民族融合的局面更难实现。
西化为什么做不到?光光西方历史就已经交了一份很差劲的答卷,西方从未真正有效地解决过民族和种族问题,而其插手的地方民族或种族问题也是愈演愈烈,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冲突原因。根本上还是回到其对于民族问题的不同观念,而其(相对于保守的农耕文化)掠夺性与侵略性商业文化也决定了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好的解决(至于此点的具体原因,我现在尚未能理解透彻。)。若我们继续保持这种“西化”的民族政策,回疆藏边这些尚未完成民族融合的地方恐怕难有宁日,因为商业性文化归根到底是追求利益,利益并不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他人,此消彼长。至于“汉化”,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获认同(即是我们自己都不认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优势,实难达成,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文化的融合而非单纯经济的融合才有可能真正“融凝为一”。
而中国历史上又是如何成功做到的?农耕文化相对保守,且其自身之长并不需要求得彼之消,共荣并无不可甚至更有利自身,于是心理上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一方面;其他方面尚有很多原因,与文化有极大牵涉,而在下学力尚浅,现在不能梳理清楚,也希望有人可以不吝赐教。

反思,混乱地反思

钱穆先生的书读了越多,我对西方思想与价值观——尤其是西方思想与价值观的侵略——渐生反感,甚至是抵触。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偏执。
可刚好我从事的工作正是往中国输入一种西方西方的价值观,而且是一种强势的价值观。(我对我所从事的产生怀疑,尤其是它的动机。)自然而然,工作也会让我遇见各色从事这种跑单帮的同行。今晚在深圳就有幸见到一位,一位似乎颇成功的草根NGO工作者。
虽说是“草根”,可是从一切生活方面似乎都在暗示她是个小资。这也无所谓,谁说草根不能有格调;她让我觉得反感与不安的,除去她语气中的吹牛成分,是其从心底里流露出的她对“正义”、“公义”,尤其是“正确”的代表性,而她所希望代表的这些伟大的价值确定无疑地可以追溯到“西方”,——连标签都没有撕。更可疑的是,口口声声把“理想主义者”招牌挂在胸前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向钱看。
我现在无法举出任何可以成为我反感的凭借的具体的例子,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无聊和轻浮的谈话,而且并不礼貌。其实我并非针对她个人,而是对与她一样不假思索地甚至不加吸收地往我们混乱的文化里更混乱地输入西方思想与价值观的行事。
我不认为有什么科学之外的东西是真正地普世的,包括民主与自由。至于制度更加不应该也不可能被看成一件黄金圣衣,穿上就天下无敌。这个世界上每个民族本都该有她独特的文化传承——也即其历史,所以也该发展成各自相适应的制度,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如是,华夏民族亦不例外。即使我们的国家遭遇过巨大的失败,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否定之前五千年的一切重新来过。我们不能只用我们现在思想和理解来判断历史,就像西方人不该只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来衡量世界。我们在近一百年里愈演愈烈地毁灭掉自身的个性硬要套进一件小洋装里,所以成了今天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而绝大多数人仍然坚定地将这丑陋与难堪归罪于我们自身——罪孽的历史,然后更加自然地接受西方思想的恩赐与洗礼。
看这个地球上多数被西方国家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强奸过的国家——朝鲜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尼柬埔寨泰国印度等等——现在哪个不是一团糟。现在西方人却仍然以上帝的角度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怎么做,难道这一切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吗?好像刚刚金盆洗手的盗贼转行做了法官,真是个笑话。

It took Britain half the resources of the planet to achieve this prosperity.  How many planets will a country like India require!
—— Gandhi was once asked if he expected India to attain the same standard of living as Britain. He replied as above.

这个只崇尚消费的文化的每一个汗毛都是值得让人肃然起敬的吗?!他们每年都要降低采购价格却从未停止指摘中国工厂充满血汗,他们把那么多工厂搬到中国来却用最大的音量叫嚷我们消耗了最多的能源制造最多的二氧化碳……从大方面来说,我想他们现在对我们所作一切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和他们自己熟悉的那个更接近的更安全的商业环境和市场,并不是真正地关心我们。真正关心我们的只有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可我们自己却狠狠地抽了祖先几个大耳光,投奔西方去了。我们一百年来不停地否认和歪曲自己,再加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政*府,于是人们都乐于鼠目寸光地往西方世界靠拢,似乎非日本的“脱亚入欧”不可——看看我们现在流行什么就知道了。
我们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使用混杂着越来越多外国词汇和文法的中国字,骂着自己的祖宗,仰慕并实践着西方的物质文明……怎么看我们都是披着中国人皮的外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那些个性越来越模糊,“华夏民族”快要到博物馆里才能瞻仰到了。
我想我们需要仔仔细细地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停止盲目地追随西方,选择性地学习西方,尊重西方,也宽容自己,以我们民族的特性为根本,创造适合我们自己特色的制度,继续发展中国的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复刻失败版。
 
 
写完之后再看一遍,发现全篇尽是空洞无物的牢骚,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和具体的内容。关于文化和文化比较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想表达但是没有表达清楚,在这里表达的只是无端地不满与愤怒——我难以抑制对西方造成责任不负后果同时自大蛮横目空一切地评断与干涉的不满与愤怒,可是却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为什么我们不能盲从。……好吧,最好的总是下一次。阿门。